另一種凝視:楊渡》生死這一課,我們何曾學過?

楊渡:兩岸攜手用中華文化做出貢獻

作家楊渡。(記者宋丁儀攝)

前不久為了《台灣文學朗讀》訪問奚淞,談及他的創作,是緣於母親生病之際,他一個人面對死亡,驚慌失措,只能手繪觀音,掛在母親病床之前,讓插管而無法言語的母親可以看見,感到安心。

他說,那觀音像一掛上去,彷彿整個病房的氣氛都改變了。護士會來問:啊,是你的兒子畫的?這觀音真好啊…。人與人,彷彿不需要言語就有了一種互相感知的情感,眼神與微笑都可以安靜交流。這觀音畫像陪伴他和母親走過最艱難的時光。

他說出的剎那,我忽然想起自己的父親。父親由於阿茲海默症而逐漸失去記憶,最後因跌倒而住院,長期進出急診室醫院,那時他也是因為插著喉管而痛苦不堪,想到當初如果我懂得為他掛上一幅觀音畫像就好了。

然而,我們都未曾準備好如何接受生死這一課,當它來臨時,我們才懂得那是何等的煎熬和掙扎。

那幾年我常常半夜聽到電話就心驚,深怕是台中的母親打來告知父親有危險,快快趕回來。那些年有事出國,總是無法安心。有一回是剛下了飛機,和人才見面要談事情,就接到妹妹說父親病危,快快回來。還有一次是剛要去機場的路上,接到電話,我只能轉頭改訂隔天班機。

然而,父親一直掙扎在生死的邊界。頭部跌倒的傷開刀稍稍好一點,肺部又有積痰,要插入抽痰。那是極為痛苦的過程,他無法言語,不斷掙扎。而我們不知道他能不能活下來,他想不想活下來。一切只能聽著醫生的說法,彷彿我們不應該放棄最後一線的希望,放棄會讓自己充滿罪惡感。可是這一線的希望,對他是何等的痛苦。

最艱難的是我們不知道如何面對生死的抉擇。父親最後的階段,我們感覺他可能失去活下來的希望了,想拔管,可是,我們只是一個人,憑什麼決定一個人的生死?可是如果不拔管,他只是在受苦,我們憑什麼讓他受更多的苦?

我還記得,那些苦思而不得其解的日日夜夜,父親徘徊死生邊緣,而我也陪他在死生邊緣低迴。幾日之後,有一天早晨刮鬍子才發現自己頭髮忽然灰白大片。

最後我只能靠著寫作,來對抗這生死之戰,讓父親的病苦折磨變成一種寫作的動力,讓我們沒有被那磨人的阿茲海默症的遺忘、麻木和死亡,所打敗,擊垮。

今年春節回家,看著父親的遺像,我回想整個過程,竟有一種感恩之心。若非父親以他長年的磨難,不斷提醒我要對抗遺忘,我會這麼堅持地寫下來嗎?如果不是死亡的近身糾纏,長年的凝望著死亡一步步帶走父親那鮮活的生命,那一生奮鬥的記憶,我會如此悲哀無力,只能用寫作來對抗死亡嗎?而他拖得那麼長的時間,受了那麼多的苦,如果不是寫作,我能不能支撐下來?

去年的除夕之夜,我倒了一杯酒,去樓上祠堂裡獻給父親。往年他在病中,自是無法喝酒,現在既已脫去肉身,我便想像他仍可以喝酒了。於是奉上一杯酒,我獨坐4樓的祠堂裡,陪他小坐片刻,說一說話,一如我的祖母在祖父過世後,會在祠堂裡和他說話那樣。是那時候,我才想到,他用了他的病苦,教會我如何對抗遺忘與死亡。我焚香告訴父親,去年這書在台灣出版,今年也以《一百年漂泊》之名在大陸出版了,請安心吧。

是哪一個作家說過的,「真正的死亡是你從人們的記憶裡,徹底被遺忘了之後,就真正死亡了。」而我和父親一起努力過,一起對抗了死亡。這才是他一直掙扎,徘徊在冥河邊緣,「流浪生死」的原因嗎?

然而,一個作家、一個藝術家可以用寫作、繪畫,學習面對死亡這一課,然而更多的人呢?

台灣逐步走向高齡化社會,大陸也一樣要由少數的年輕世代,承擔兩、三個世代的生死艱難,或許,我們該研究的不僅是長期照顧的社會福利制度,更需要的是從心理上學習面對生死這一課吧。

(作者為作家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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